王谨：赶考在路上

赶考在路上

——读木讷长篇小说《大唐布衣》

作者：王谨

壬寅冬日北京的一场疫情，让许多人居家成为常态。居家倒多了些阅读时间，于是翻开了日前好友木讷赠送的新著《大唐布衣》（郇谟传）。

说实话，对历史小说，除《水浒》《三国》《红楼梦》在我少年时期囫囵吞枣地读过外，工作后对历史小说少有问津，即使金庸武侠小说也难以吸引。我有暇翻阅的，多是现代小说。

木讷的这部长篇小说，读着读着，我被故事吸引着，改变了我对历史小说的看法,也改变了我对曾长期做党和政府人事工作的木讷文学天赋的认识。

小说所写的人物是真实的，但人物故事却是虚构的。查百度人物郇谟词条，仅有一小段记载：“大历年间，宰相元载专权，贿赂公行，荒淫奢侈，曾规定论事须逐级上报宰相后，才能上奏皇帝。郇谟用麻束发，手持竹笥（Sì 音四，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苇席，在长安大街上边行边哭。有人问他，他说：“我有三十个字，要献给皇上，如果不能用，便用这竹笥盛我的尸体，用苇席裹着扔掉。”代宗听说后，召见了他，并赐他衣服，让他住在内客省。他献上那三十个字，每字论一事，多是元载的罪状。后来，元载果然因权势太盛，犯罪被杀。”

仅凭这段了了文字，木讷居然洋洋洒洒撰出36万字的长篇小说来，不能不佩服他对那个时代历史的把握和营造故事的文学功力。

初读这部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应该是第一部分“科举舞弊案”。中国自产生科举制度以来，底层民众改变命运的多是参加科举应试，旬谟也不例外。科举考试无疑是严苛的。“可旬谟也知道，在贫富差距如此严重的时代，也就是科考才能让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如果没有科举考试，中下层寒士想要晋身，无疑于难于上青天。”他苦读诗书，就是想借应试求取功名。他和好友在进京赶考的路上，险相丛生。作者设计了多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旬谟这个人物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格。旬谟这个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在关键时刻却能临危不乱，心无旁骛地去救人，如此侠骨柔情、见义勇为，实在是令人错愕又敬佩，自然赢得被救者的感恩。旬谟之所以后来多次身陷危局而复生，正是他做人的品行，赢得朋友相助。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旬谟和卓英倩就将贵为宰相元载视为人生标杆。同样都是贫寒出身，元载进京赶考，十五年后即为宰相。作为有志青年，自是心怀理想。只不过卓英倩更倾向于宰相的功名富贵、权倾一方，而旬谟更倾向于宰相的心怀天下、匡扶众生。当然，后来旬谟到宰相府做门客，慢慢看清了元载的真实面目，那是后话。

旬谟和卓英倩历经艰险，总算赶上了考试，旬谟却成为科举舞弊案的牺牲品。旬谟的试卷被人为替换，惨遭落榜，此次营私舞弊种种行为引起众落榜生不满，旬谟被视为闹事为首者，莫名沦为阶下囚，甚而即将问斩。身处绝境的旬谟才恍然发觉现在能救自己的不是是非对错，而是朝野局势。因为上至皇帝本身在意的都不是科举舞弊案中是否真有冤情，而是权衡利弊，平衡朝野。旬谟便以一纸“胜则败矣，败而不败”通过线人递到元载跟前。这八字箴言不仅挽救了旬谟的性命，还令元载赏识不已。

皇上权衡宫廷内部派系争斗的厉害关系，郇谟被免于死罪，却因为其“证供中有诬陷朝廷命官言语”，被皇上欽定“取消参与科考的资格，终身不再被朝廷录用”。本已是心灰意冷，准备回乡务农的旬谟，在友人诸如“以天下众生为己任”“千帆过尽，谁不想回家经营那几亩良田。男人如放弃家国情怀，到底与无知孩童有何不同？”等言词劝说下，接受了元载的邀请，做了当朝宰相的门客。

郇谟成为元载的一名门客后，参与处理事务。时间久了，郇谟逐渐发现元载处理政务的那种圆熟老练与自己希望的并不一样。元载的想法是首先要把自己强大起来，其原则并非是与非，不是老百姓与国家的利益为先，而是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来处理问题。官场的现实性扭曲了政治，手段往往转换为目的，时而合纵连横，时而翻云覆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与郇谟的家国情怀大相径庭，使他感到痛苦。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个在个人品格与价值追求上均与郇谟相近的人物李栖筠。他的出现为异化的宫廷增添了许多亮色。正如小说中借用郇谟之口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应该是充满了中国智慧的为政之得。为了国家民生，郇谟终于大义灭亲，举证元载的罪行，告倒了这个当今巨贪，也是曾经欣赏、提携自己的恩人，郇谟在受到唐代宗的赏赐之后，对官场万念俱灭，不忘平民身份，执意还乡教学，布衣终身。小说通过郇谟的传奇一生和对唐代宫廷政治错综复杂的描写，展示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主题思想：“朝堂之上人心叵测，大唐布衣家国情怀”。

从小说主人翁郇谟赶考，到官场舞弊惨遭落榜，到与当朝巨贪斗争……他的人生考卷无疑是满分的。郇谟的传奇故事，也让我们得到多侧面的感悟。比如，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赶考？是每个人不可廻避的。一个人参加工作之前，考初中、高中、大学，考研究生，考公务员；参加工作之后，考职称，考各种职业资格；随着职务的晋升，权利越来越大，又要接受权利的考验，各种诱惑的考验，以及种种人情世故的考验。可以说，考试与人生相伴相随。

对一个政党来说，在许多重要关头也需要经历赶考的考验。比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前夜的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迁往北平。出发前，毛泽东笑称这是“进京赶考”，他还特别补充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时间证明了在“不当李自成”的这场考试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建国之初那些年，风清气正，确实交出了一份为人称道的答卷。但是在以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没有通过考试，落马或败下阵来，然而，这个党不间断地从严治党、自我革命，通过改革、调整、提高，依然砥砺前进。而今，已走过建党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正朝着下个百年征程迈进，多个考试驿站还在前头。可以说，毛泽东倡导的“赶考”精神，仍需要在时间长河中不断传承与发展。须知，赶考始终在路上。

写于2022年11月26日

作者简介：王谨，笔名梅仁， 曾用名王金球，原籍湖北，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长期工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任《人民日报》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中国新闻奖暨全国人大好新闻评选委员、作家网学术顾问、西北大学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名誉顾问。